提及经济转型,就不得不提亚洲四小龙.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先后三次承接以美国、日本为主的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成功使其自身产业结构递次向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从而步入或接近了发达经济的行列.其经济增长的速度之高、持续时间之长,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

　　但是,位于东亚的这几个小小半岛或岛屿,为什么在这个时期能够像希腊神话般迅速崛起?

　　“东亚奇迹”没有共同模式

　　众所周知,亚洲四小龙的地域面积都不大,人口稠密,经济底子较薄弱,自然资源也不丰富,科技也不十分发达.它们的经济腾飞在过程和手段上有很多相似或相同的做法和经验.全面参与国际分工,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道路,是它们的共同特征.

　　但是,这并不能说它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相同的.在政府干预经济上,香港开始是采取“自由经济”政策,而新加坡则早就非常重视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干预.台湾和韩国虽然在政治体制、国家机器设置等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两者在经济发展的起点、阶段、重点等方面又有着很大的不同.

　　另外,即便都实行的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这四个国家和地区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新加坡的出口导向,主要倚重于外国投资者带来的技术创新,香港则主要得益于金融发展与自由贸易,而台湾和韩国,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起了关键性作用,台湾通过引进外国投资与当地企业合作的方式获得技术,韩国则着重购买成套技术设备,在此基础上进行模仿、改造、创新.

　　所以研究亚洲四小龙,人们最常用的是“香港模式”、“台湾模式”、“韩国模式”和“新加坡模式”,而没有“四小龙模式”这种笼统的提法.

　　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是一个资源匮乏、面积只有700平方公里、人口500多万的城市型岛国.1965年刚刚建国时,工业基础落后,失业率极高,整个国民经济水平非常低.但在短短几十年里,经历多次经济转型后,迅速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回顾新加坡经济发展史,不难看出,差不多每十年新加坡就要进行一次经济转型.从上个世纪60年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70年代的经济密集型产业,80年代的资本密集型产业,90年代的科技密集型产业,一直到21世纪初发展为知识密集型产业.

　　新加坡转型成功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即政府主导和引进利用外资.

　　政府干预经济是件非常微妙的事,如果干预恰到好处,则能促进经济发展,如果干预不到位或过头,则极有可能成为引起经济动荡的根源.新加坡政府干预经济的成功可归功于三点：第一,它采取的干预和调控方式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比如在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的时候,它一般会出台一系列税收、补贴政策,而不会以指令性规定直接干预.第二,对于国民相对公平的法律体制是新加坡经济模式的核心之一,也是政府的重要工作重心.政府非常注重创造良好的环境,让每个公民都有一个获取公平待遇的机会,在新加坡,凡满18周岁的公民只要踏入社会,政府就会提供一套舒适的公家住房.第三,新加坡政府的廉洁高效世界公认.据2009年透明国际调查结果,新加坡政府在廉洁程度上排世界第三.

　　外资在新加坡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据了解,目前,有来自欧美日等地7000多家跨国企业和科技伙伴在新加坡设立了分支机构,其中60%的投资者在新加坡设立了其区域总部.政府最新统计表明,在新加坡的GDP中,有42%由跨国公司创造.

　　引进外资,新加坡有自己一套做法.它有一个经济发展局,负责向全球推销新加坡,招商引资.还在美欧等世界各地常设招商引资机构,派驻“精英”,像间谍一样长年累月搜索思考各类信息,走访著名企业高层主管,说服投资者到新加坡投资.同时,它也非常注重修内功,引进外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是基本条件.它针对不同行业制定不同引资政策,并且在不同时期灵活调整政策,从而帮助本国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新加坡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韩国模式

　　韩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经济转型升级,用了20多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工业化历程,一跃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崛起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

　　韩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经验可概括为三点.首先,大力推行企业集团化和品牌价值战略.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目标,20世纪70年代起,韩国政府采取各种财政、信贷、贸易等优惠措施,扶持了一批大型企业集团,减少了资本的分散性和不节约性,提高了资本集中度.新产品开发的技术优势加上成功的外观设计,使得韩国不少产品成为世界著名品牌.韩国也已从一个典型的廉价产品制造商转变为一个高端产品创造者.

　　其次,优先发展“战略产业”.1972-1979年,韩国的产业政策倾向于重工业.确定了钢铁、纤维、汽车等十大战略产业,保证了产业结构从轻纺工业向重工业的顺利过渡； 20世纪8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韩国提出发展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进入21世纪,又把信息技术产业作为韩国的重点发展产业,并出台了“促进信息化基本计划”、“网络韩国21世纪”等一系列措施.目前,半导体、液晶显示器、移动通信终端机已成为韩国的主力出口商品.韩国还计划在今后5年集中投资开发第四代移动通信、信息保护系统等核心技术,促使信息技术产业继续成为拉动韩国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的主要动力.

　　纵观韩国产业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韩国政府在特定阶段采取的都是有选择、有重点的产业政策.

　　再次,技术创新为韩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以技术进步为重点的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推动了韩国核心竞争力和产业结构的提升.韩国技术创新经历了由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的历程.经过多年发展,韩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企业已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韩国政府通过采取制定鼓励创新的财政金融政策和法规,积极营造创新环境,支持企业、大学及研究机构等创新要素的创新活动,并且由政府出面,资助、协调、解决创新主体力所不能及的难题.

　　台湾模式

　　台湾在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三次重大的经济转型.第一次转型在1952年至1960年之间,由殖民经济形态转为进口替代工业发展阶段,初步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第二次转型在1961年至1985年,重点是大力发展出口导向经济,形成外向型经济体系.第三次转型是从1986年以来,着力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到资本技术密集型,建立更加开放的自由经济体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提出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为主导的转型理念,出台了一系列推动经济转型的政策措施.

　　台湾经济转型的成功靠的是技术.工业技术研究院、科技园、引进硅谷人才、风险投资及其优惠政策被称为台湾经济转型的“五驾马车”.这“五驾马车”拧成一股绳,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台湾的经济转型.

　　成立于1973年的工研院,扮演的角色从技术引进、人才培育、信息提供、衍生公司、育成中心、技术服务与技术移转等过程,对于台湾中小企业的产业发展历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等风云人物都出自工研院,人称“台湾总经理制造机”.

　　1976年开始筹建的台湾新竹科技园于1980年正式成立,是台湾最著名的科技园之一,也是孕育台湾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地,促使台湾从一个低成本的制造中心成功转变成为全球创新经济的高附加值的制造中心.

　　除了重视本土人才的使用和培养之外,吸引优秀的海外人才回来创业是台湾科技人才的重要来源.新竹科技园规定允许科技人员用其专利权或专门技术作为股份投资.这一政策对激发科技人员尤其是台湾在海外的学子来园区创业的积极性具有重大意义.

　　在台湾的经济转型中,创投基金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早期台湾没有引导基金,很多产业无法发展；台湾相关部门拿出92亿元台币,撬动240亿元台币的社会资本,投入到产业发展中去.

　　另外,台湾地区的创业投资业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起步,并于90年代蓬勃发展,得益于当局出台了税收激励政策.按照1983年出台的《创业投资事业管理规则》及相关税收政策,经核准设立的创业投资公司,除创业投资公司本身免征资本利得税之外,对投资创业投资公司满两年的股东,按所投资金额的20%抵免其个人或法人的所得税.所以这项优惠政策也被看成是推动台湾经济转型的“五驾马车”之一.

　　香港模式

　　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香港在1970年以来,从玩具和成衣纺织加工贸易发家,促进整个经济的繁荣.香港地小人多,但巅峰时期外贸经济做得风生水起,外向经济积累的财富数额惊人,成就一批资本大鳄如李嘉诚、霍英东的崛起.1983年起,港英政府启动联系汇率制度,并为高度自由的市场体系提供相对清廉的政府服务,引发国际资本纷纷入港,成就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期,香港加工制造业开始应内地改革开放的东风向内地迁移,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一时间造就了南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很多地方一直在模仿香港模式,但是多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没有办法克隆香港高度开放的自由市场、完善金融机制、最小政府的角色定位,以及在法制、廉政、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杰出表现.香港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经过百年发展和完善,才形成了现在的自由开放型模式.

　　香港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进出口的商品货物不设关税；对商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形成不加干预；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既不出台扶持政策也不对企业生产决策施加任何干涉,企业拥有完全自主权.

　　香港的自由贸易主义吸引和积聚了大量来自东西方商人的资金和人才.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形成了以本产品出口为支柱的工贸一体化发展的外向型经济结构.

　　香港收集、整理和传递信息的机构及媒体很多,除官方公布的及各种新闻媒体提供的信息外,还可以通过半官方机构、世界各地驻港机构、工商团体、银行、商业服务机构、公共网络等获得.这些信息量大而且全面客观的信息机构,保证了香港个人和企业能够及时、准确、迅速而又低廉地获得市场信息.

　　香港与其它四小龙成员最大的区别就是奉行政府积极不干预的经济政策.香港公有经济微不足道,香港当局历来避免对自由经济的过多介入,但鉴于经济发展多样化的需要,在整体经济运转方面逐渐增强了指导性功能.一方面,通过增设有关的官方部门和兴办一批半官方机构,不断扩大非官方工商团体和私人企业之间的联系,协调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强财政金融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和调节力度,并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各种服务和提出一些计划性建议间接地扶助和影响产业发展.

　　崛起与儒家文化无关

　　上世纪70年代欧美经济不景气,而亚洲四小龙却实现了经济腾飞,创造了“东亚奇迹”.于是一些推崇儒家文化的人开始对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追根溯源,并得出了儒家文化成就四小龙崛起的结论.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中国内地和越南朝鲜没有同期崛起?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都在近代有过一定程度的被殖民历史,它们的儒家文化还是我们理解的儒家文化吗?它们的文化中欧美文化渗透了多少?

　　先说香港文化,香港的繁荣得益于殖民地统治下自由贸易港的地位,以及从制度到文化的全面英美化.香港文化也是一个五彩缤纷的综合体,有本土的华南文化,更有菲律宾文化、英美文化、日本文化、台湾及韩国文化,所以与其说香港文化是儒家文化,不如说是各种中西文化的嫁接和融合.

　　再说台湾文化.台湾的文化也非单一儒家文化,其原住民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南洋文化的基础不容忽视.历史上台湾又受荷兰殖民文化、日本殖民文化和美国占领文化的影响,所以在其经济崛起的过程中,西方的管理体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韩国文化与儒家文化根源很深,但是经过长时间的日殖民统治和美国占领后,韩国文化已经走向多元化.韩国西江大学中国文化学系副教授李旭渊总结称,拌饭是韩国文化的象征.韩国文化就是拌饭的文化,就是把很多东西掺合在一起形成的文化.

　　至于说英语、全盘接受英国法律的新加坡,就更难说是儒家文化一统天下了.

　　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背后的文化,是多种文化的拼凑和融合,不能说与儒家文化完全无关,但也没有得到科学论证的必然联系.儒家文化成就四小龙之说难逃牵强附会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