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2008年的30年，中国社会始终处于急速的变化之中，与此相伴，中国人的读书生活也不断变幻着场景和主题。30年的阅读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思想史，也是一部社会变迁的历史。

“解冻”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用“久旱逢甘霖”形容他对1978年的感受。“你无法想象那个时候人们对知识、对图书的渴求到了多么狂热的程度:新华书店门口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一本书在很多人中间传阅很快变得破旧不堪。”徐友渔回忆说。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对1978年最深刻的记忆则是大学校园里的“小书店”。“每天课余休息，只有十分钟时间，我几乎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了去，看有没有到新书。那时候，一本新书到书店里，过半天时间，甚至几个小时，就会被一抢而光。去晚了的话，就只有徒唤奈何了。”许纪霖说。

那时所谓的“新书”，其实主要是文革前出版的一些图书的重印，像杨沫的《青春之歌》、巴金的《家》、《春》、《秋》等，还有苏俄文学，以及18、19世纪的西方文学名著。

“启蒙”

在徐友渔看来，1980年代接续了五四时期的启蒙传统，是价值观的一场拨乱反正。那时，特别热闹的是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人性”、“大写的人”、“个人的主体性”、“个人的自我设计”等成了人们挂在嘴边的词汇，随时随地都能引起一片争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加缪的小说由此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存在主义成了许多年轻人的新信仰。徐友渔回忆说，柳鸣九那时写了本《萨特研究》，其实主要是资料性的、研究性的，但发行量非常大，而且还引来了思想比较左的一些人士的批判；甘阳翻译的《人论》其实是一本比较专门、难懂的哲学著作，但人们望文生义，以为它是一本谈人的书，结果这本书出版后一年内就印了20多万册。

1980年代另一个突出的特征是人们热衷于讨论宏大的问题，关心中国向哪里去的问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回忆说，他那时读了大量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出版的思想著作，如南斯拉夫领导人卡德尔的《新南斯拉夫的道路》、德尔拉斯的《新阶级》，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的《第三条道路》，匈牙利学者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等。“读这些书，可能还是想为中国的改革寻找一个参照，有很强的现实关怀的情结。”雷颐说。

“文化热”在1980年代中期达到其高潮，代表性的事件是三套丛书的出版。一是金观涛等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四川人民版），主要译介西方科学哲学等方面的一些著作，包括“老三论”、“新三论”等；二是甘阳等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三联版），主要译介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著作，如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等；三是汤一介等编的“中国文化书院”书库，主要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介绍和弘扬。在那一时期，各种各样的理论思潮先后登场，各领风骚，“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热、尼采热、萨特热、海德格尔热……都曾席卷读书界，令读书人特别是青年学子为之疯狂。

“就阅读而言，80年代是一个充满激情、令人振奋的年代。那时，大家都读一样的书，知识结构也比较相似，所以能够在一起讨论和争论，非常热闹”，许纪霖认为，“但那时大家知识准备并不够，读书往往不求甚解，所以经常游谈无根，还没有学理上的深入探究。另外，当时大多数人对传统文化是全盘否定的，这也存在很大问题。”